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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G20 | 约翰·科顿:中国在G20中的领导力

2019/9/20 2:28:46

聚焦G20 | 约翰·科顿:中国在G20中的领导力

正如我在我的新书《中国在G20中的领导力》一书描述的那样,中国从1999年起就在G20中持续地发挥着谨慎的领导力,并逐步积累这种领导力。中国一直是一个谨慎、有约束但日趋活跃的、逐步扩大和有效率的G20领导者。它强调渐进式改革、避免单方面行动、在特定议题上与其他成员组建联盟,并努力协调集团成员间的共识。中国领导力的增强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99年到2009年,成功地创立一个应对危机的G20;第二阶段是2010年到2013年,确保有效的危机预防;第三阶段是从2013年到2016年,转向更广泛的全球治理。在2016年9月4日—5日举行的G20峰会上,中国将提供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强的领导力。
   

第一阶段:创建应对危机的G20,1999年—2009年
   

如果说在过去,中国强大、快速和可靠的相对实力的上升,使它能够通过G20为困局中的世界做出贡献,那么今天的中国则是在仍然具有相对脆弱性的情况下,将更为雄心勃勃的领导力带到了G20。事实上,中国在G20的不断发展的领导力,既始于机制的建立,又源于动员成员的资源,以确保有效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这场起始于亚洲、并扩展至全球的金融危机从1997年持续至2002年。
  
在制度上,中国于1999年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常设论坛上获得了平等的地位,该论坛旨在应对当时的金融危机。当加拿大财长保罗·马丁和美国财长拉里·萨默斯在确定G20成员时,中国是除了原G8成员外第一个被新增的国家。而中国同意加入对G20的诞生和开展工作是必不可少的。2005年,中国主持了G20第七次年度部长会,强调发展议题并发起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第一阶段改革,并得以快速完成。这一改革提高了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2004年至2005年,中国加入时任加拿大总理保罗·马丁发起的将G20提升至领导人层面的运动,获得了除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以外所有成员的同意。
  
在实体经济层面,中国在1997年帮助稳定了亚洲和全球的经济,即使在许多亚洲邻国货币贬值的情况下,中国也确保人民币不贬值。在政策上,中国加入日本和其他邻国抵制IMF的“苛刻的处方”和忽略亚洲方式的“华盛顿共识”。此外,中国甚至接受了控制气候变化的需求。
  
从2008年到2009年,为了应对一场更大的、由美国转向全球的金融危机,G20升至领导人层面,也赋予中国更重要的角色。在制度上,中国给予小布什总统的早期支持至关重要,不是通过扩大G8峰会而是召开G20峰会来控制危机。首次G20峰会于2008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2009年4月,在伦敦召开的第二次G20峰会上,中国成为了G20新的金融稳定理事会的平等成员,该理事会取代了原来由G8控制的金融稳定论坛。2009年9月,在匹兹堡召开的第三次G20峰会上,中国签署了一项协议,即G20将成为其成员进行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常设论坛,它还获得了其他G20成员国要进一步推动IMF份额和话语权改革的承诺。
  
中国再次在人民币不贬值的情况下确保了汇率稳定。中国承担了G20大规模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的主要份额,并承担了在伦敦达成的1.1万亿美元金融支持计划中的实质性部分。在政策上,中国积极推进开放贸易、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华盛顿,它同意在2009年8月进行第一次金融部门评估计划,从而鼓励美国也首次这样做。在伦敦,它对美国发起的增加IMF特别提款权(SDR)的建议给予了临门一脚的支持。它也保证了法国发起的反对避税天堂的行动中保留澳门和香港的位置,它否决任何在峰会公报中提及“失衡”。在匹兹堡,它同意在中期内逐步淘汰低效化石燃料补贴。
   
  
第二阶段:中国预防危机的高峰会,2010年—2012年
   
  
在第二阶段,从2010年到2012年,G20和中国从应对危机转向预防危机。在制度上,中国帮助G20与原来的G8进行合作,支持在2010年分别在加拿大多伦多和马斯科卡举行G20和G8峰会。
  
在这个阶段,中国还支持成立发展工作组,并帮助G20将主办权从发达的G8国家转交给新兴的亚洲国家。韩国被选为2010年G20主席国,并于11月在首尔举行峰会。在首尔峰会上,中国促使成员达成关于IMF改革的第二份协议,从而给予新兴经济体更多份额。中国为了促使协议达成放弃了它应得的一些新份额以至于金砖国家能够同意这个协议。
  
在实体经济层面,在2011年G20法国戛纳峰会上,中国帮助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购买希腊政府的债券,而其他国家不太愿意这么做。在2012年,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峰会上,中国对IMF新防火墙基金做出了重要贡献,而美国却完全不愿付出。1万亿美元资金中有近半用于帮助缓解欧债危机。中国由此也成为预防性贷款的最终贷款人,以及自2008年担当的最后保证人的角色。
 
在政策上,中国顶住了美国对华失衡、汇率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上的压力,适时地提前调整政策,来阻止美国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经常账户赤字减少、汇率升值、绿色增长和气候变化控制方面的要求。中国让发展成为2010年11月首尔峰会的中心议题,并协助产生了《首尔发展共识》。在戛纳,如中国所愿,它见证了法国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SDR货币篮子作为优先议题。
   
 
第三阶段:中国的全球经济长效治理峰会,2013年—2015年
   
  
在第三阶段,在俄罗斯、澳大利亚、土耳其相继于2013年9月、2014年11月、2015年11月举行峰会,并且中国发挥更多领导力的背景下,G20对世界而言成为一个更为普遍的指导委员会。
 
在制度上,中国支持G20增加部长级会议、工作组会议以及其他各个层级的治理机制。在布里斯班,中国与美国一同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为联合国2015年12月在巴黎产生一个新的、有效的气候变化应对规则提供了动力。中国通过在2015年参加G20能源部长会议,帮助设立G20高水平能源标准达成了上述目标。也正是在布里斯班,中国击败了日本,赢得了G20峰会2016年的主办权。
  
在实体经济层面,中国还继续充当全球经济复苏的增长引擎,管理其汇率以支持表现更糟糕的国家的增长。
  
在政策上,中国强调,宏观经济政策、金融监管、IMF改革、贸易以及发展是长期的优先任务。作为具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抵制任何将G20扩展到政治安全领域的企图,然而却默许其他G20成员在一些议题上形成共识。在圣彼得堡,G20成员第一次自发地在一个公开晚宴中讨论如何致力于在叙利亚停止使用大规模杀伤性化学武器。中国还支持增加经济平等和包容性增长的原则。在布里斯班,中国让领导人们致力于埃博拉疫情、增进女性就业、打击腐败等问题。在安塔利亚,中国支持土耳其聚焦最不发达国家、中小型企业、恐怖主义和叙利亚难民等议题。
 
这个强大的领导力是由中国新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推动的。他于2013年3月14日上任。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宣布,中国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以联合国、G20、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为优先论坛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杭州峰会,2016年
   
 
随着中国准备于9月在杭州举办第11届G20领导人会议,对中国领导力的期望值也随之提升。这是在8年举办10次G20峰会的背景下,中国首次举办G20峰会。这也是G20峰会第二次由“金砖国家”主办、首次由两个新兴国家接连主办,并且由一个非经合组织成员国担任主办国。决定选择中国而非其邻国日本来主办峰会,说明中国在快速崛起的亚洲地区的领导力。中国担任东道主将使习近平主席能完整地展示,他如何看待全球治理的中国方式。随着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成为一个跛脚鸭总统,习近平将不得不寻找一个替代的共同领导者,或干脆单独领导。
 
2015年12月1日,当中国接任G20主席国之时,习近平主席号召建立一个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提高G20在决策、实施和影响方面的有效性。
 
2016年5月26日,中国外长王毅提出了杭州峰会预期达到的十大成果,第一项就是通过创新、新的工业革命和数字经济的行动计划制定创新增长的蓝图。其次是制定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在9个优先领域进行结构性改革、贸易、多边投资原则、国际金融构架改革、反腐败、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以及创业行动计划。列在最后一项的是推动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尽早生效。

成果清单标志着中国在G20政策层面上领导力的新水平。在制度上,中国领导力的提升体现在:创设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创新增长专题工作组、G20贸易部长会议,以及贸易和投资工作组。在实体经济层面,做出了增加贸易融资的承诺。
 
当然,随着峰会临近,在气候变化、能源、健康、食品和农业、性别、移民、恐怖主义和可能爆发的新威胁上仍有许多事情要做,最重要的行动是,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实现习主席关于“生态文明”的愿景。只有到那时,中国在杭州践行的G20领导力才能同中国巨大而增长的潜力一样,成功而强劲。
   
(作者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G20研究项目联席主任,著有《中国在G20中的领导力》(2016年)一书。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栏目主编:杨立群。编辑:张全,成珞。编辑邮箱:ylq@jfdaily.com )

题图来源:人民网  图片编辑:周寅杰